20世纪20年代是我国音乐类图书出版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音乐类图书出版数量激增，是我国音乐类图书出版的第一个高峰期。这些音乐类图书以实用导向满足市场多层次需求，以民营主导创新音乐图书出版模式，以中西融合推进跨文化出版，以丛书形式推进音乐读物普及，从而形成了我国新型音乐图书出版类型，推动了音乐教育和音乐普及事业。其成功经验对当今音乐出版内容建设、渠道拓展、商业模式创新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个短暂而特殊的时期。在政治方面，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在经济方面，中国私人资本主义工业获得长足进步，棉纺织、面粉、火柴、机器制造业等快速发展，为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出现了“短暂的春天”。众多民族企业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包括各类图书出版机构和印刷机构。在思想文化方面，伴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提倡“民主”“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全面展开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现代学堂和女学的兴办以及机器印刷和现代出版业的兴起，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第一次全面觉醒。[1]在音乐方面，受西方音乐文化知识和音乐教育思想的影响，我国先后成立了国立音乐院、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等，并在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新式教育机构开设了音乐教育课程。[2]同时，随着新音乐运动和美育思想的深入推进，普通民众也开始关注和享受音乐，音乐成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时期也是中国音乐出版业迅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民营出版社在大量出版各类文化书藉的同时，对音乐类图书的出版也进行了尝试和探索。一是注重院校音乐教材的出版；二是为满足普通民众和音乐爱好者的需求，推出了一系列音乐普及型中外音乐作品集。
这些音乐类图书的出版，首先开创了20世纪上半叶新型音乐类图书的早期出版模式，具有奠基者的作用。新文化运动推动了音乐类图书大量出版，奠定了我国这一时期新型音乐图书出版类型基础，推动了新旧音乐文化转型，为音乐教育和文化传承提供了支持。其次，促进了我国20世纪上半叶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具有推动者的作用。音乐类图书的多样化出版建构起音乐知识体系，为发展音乐教育提供了内容与支撑。这些图书改革了教学模式，拓宽了音乐教育视野。再次，发挥了我国20世纪上半叶社会人文思想的重要启蒙作用。音乐类普及读物传播新文化、新思想，成为思想启蒙的重要载体。可见，这一时期是中国近现代化全面发展的重要阶段。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查阅可以发现，目前关于20世纪20年代音乐类图书出版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贾争慧《民国时期音乐理论类著作的出版及启示》、周广平《从民国时期的音乐出版管窥当时的音乐概貌》、周丹《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音乐图书出版研究》等。这些研究多侧重特定个案或某一角度，不够全面和深入。鉴于此，本文拟以20世纪20年代（1920—1929）为时间范围，以音乐理论、音乐史、音乐教育、音乐欣赏等专著及普及读物为研究对象，分析这一时期音乐类图书的出版特点，探讨这些图书出版对当时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以期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为当下音乐图书出版实践提供借鉴。
民国初年（1912—1920），随着新式音乐教育的开展，以学堂乐歌为代表的新式乐曲逐渐发展起来，但这种发展仅限于音乐人士的个体性编创活动和民众在学校、社会层面的传唱活动，[3]在音乐类图书的出版方面则很少涉及，九年中仅出版相关音乐类图书12种。根据对《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瀚文民国书库数据库、中国国家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等书目的查询统计，20世纪20年代我国出版的音乐类图书（不包括再版）数量激增至188种，是民国初年的近16倍。这些音乐类图书类型丰富、实用性强，有力推动了20世纪音乐类图书第一个出版高峰期的到来。[4]
在我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下，过去的音乐教育一直只是少数人享受的特权，普及水平很低。随着新文化运动、民族音乐意识的兴起及我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发展，民众提升音乐素养和开阔文化视野的需求愈来愈强烈，这就需要更多的音乐类图书来填充这一广阔市场。是时，为了大幅度推进音乐普及，一大批多层次、多类型的音乐普及图书陆续上市。这些图书不仅注重对音乐理论知识的传递，还从看谱、和声、作曲等实际内容出发，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系列实用的工具和方法，推进了音乐实践教育。
由表1可知，20世纪20年代，我国音乐类图书的出版改变了民国初年图书出版类型简单、数量匮乏等局限，在7个类别、21个子类别上同时发力，共同形成这一时期百花齐放、开拓创新的新音乐文化生态，并以其系统性、全面性和大众性，源源不断地向社会传递新音乐、新文化和新价值观。音乐教育与普及类经典图书如丰子恺《音乐入门》，再如《内分音乐序说》《乐谱的读法》《唱歌弹琴法三编》在音乐理论知识、乐器学习、唱歌入门等方面多有阐释；器乐理论与演奏法类图书如《西洋乐器提要》，主要介绍西洋乐器的类别及其应用，书中附各种乐器图50余幅，保证了图书的趣味性和专业性；中国音乐作品别集《（初级小学）表情唱歌》，每首歌后均附排列、预备、动作三部分，规定了简单的舞蹈动作，让儿童能够在歌唱的同时进行身体和情感的表达，从而促进其综合能力的提升。其他类目如音乐理论类囊括了音乐专著、音乐评价与欣赏类、民族音乐研究、音乐史等诸多方面；音乐技术理论与方法类则对乐律学、基本乐科、作曲理论、声乐理论、戏剧音乐理论等均有涉猎。可见，无论从整体的构架布局，还是从图书内容的编排整理而言，这一时期出版的音乐类图书，更注重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在保证读者学会音乐的同时，也让读者在音乐学习中体验到美好和乐趣，有效地提高了阅读的质量和效果，从而为我国音乐普及教育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20年代，我国音乐类图书的出版主体多元。从性质和资本来源角度来看，既有商业民营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群众图书公司、泰东图书局、北新书局等38家，又有外商独资出版机构如美华书店、广学会、六允州府天主堂3家。多元化的出版主体，共同构筑了这一时期音乐类图书出版的多彩时代图景。
然而，若从产业规模和文化影响来说，这一时期在音乐类图书出版上发挥主导作用的是那些走市场化路线的民营出版社。中华书局在著名出版人王云五的带动下，汇聚了王光祈、黎锦晖等多位对中国近代音乐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音乐家，共出版音乐类图书34种。商务印书馆也积极联络了以萧友梅、俞寄凡等为代表的一批音乐学者，出版音乐类图书21种。此外，许多中小民营出版社，如心弦会也不遑多让，出版了黎锦晖音乐作品集34种，受到社会各群体尤其是平民阶层的喜爱。1928年，随着我国第一个民营专业音乐出版社——中华乐社的兴起，完整的音乐图书出版发行渠道和体系建立起来，民营出版机构在这一行业中的主导地位由此奠定。此后多年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主导地位一直不曾动摇。
20世纪20年代，社团参与出版的现象逐渐增多。据统计，这些社团多分布于沪、京两地，尤以上海为多，占到总量的2/3。上海设有全国最大的租界，文化思想纷杂。因此当新文化运动在上海发轫，文化开明社、知音乐社、中华图书馆、中华学艺社、中国音乐函授学社等知名社团纷纷崛起。它们在研究音乐文化、组织音乐活动的同时，也经常与出版社合作，出版相关图书以传播音乐思想、扩大社会影响。
北京作为我国长期的政治文化中心和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拥有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和浓厚的文化氛围。“我们的理想就是把北京‘美化’，我们实行的目标就是把社会‘音乐化’。”[5]在提倡新文化、新教育的时代背景下，西乐社、求知学社、文化学社、菊贤社等新型音乐社团涌现。为实现“敦重乐教，提倡美育”[6]的目标，这些社团与北京的各出版社关系密切，如西乐社、国乐改进社、爱美乐社等盛极一时的音乐社团，即与柯政和创办的中华乐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寻求与出版机构的合作时，民营出版社成为这些社团的首选。相比政府出版社，民营出版社更加市场化和商业化，更看重读者需求和销量，因此更愿意出版这些社团的新颖音乐研究成果。相比外资出版社，民营出版社更易贴近中国国情，也更容易被这些社团成员所接受。民营出版社与社团的合作，为音乐类图书的创作和出版提供了机会。社员们可以借助社团平台发表研究成果，成为音乐类图书的作者。如北京大学研究所推出的《从五音六律说到三百六十律》，即是以时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刘复关于中国旧乐律的演讲稿为蓝本。借助出版社的资金和渠道优势，这些音乐图书得到了更广泛的宣传和推广。而民营出版社通过出版这些作品，不仅发掘出更多的优秀作者，还扩大了影响力和市场份额。二者建立起良好的合作生态，形成新的音乐类图书出版模式。
专业音乐出版社出现，建立起完整的
音乐图书出版发行渠道和体系
这一时期已经有专业的民营音乐出版社出现，虽数量不多，仅中华乐社一家，但其在我国音乐图书出版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不容小觑。为振兴中国音乐事业，更好地服务于音乐图书的出版发行，柯政和创办了中华乐社，为中国音乐出版事业开创了先河，“掀起一股活跃的普及音乐时代潮流”[7]。“我们正因为想复兴国粹的中国乐，使他有系统，方法科学，能代表中华民族的特性，所以才研究‘非国粹’的西乐。”[8]中华乐社引进、借鉴西方音乐，以复兴国乐为指导思想，注重对西方音乐类图书的引进。如《初等口琴练习曲集》《音乐之性质与演奏》以及《世界名歌选粹（1—2 卷）》等，都是这一时期中华乐社编译的重要音乐类外文图书，为中国音乐爱好者和研究者深入了解西方音乐文化的精髓和特色提供了窗口。作为这一时期我国第一家也是唯一的一家专业音乐出版社，中华乐社对图书的发行尤其重视：为有效提升图书的发行效率，扩展传播范围，中华乐社在北平、上海、天津等地设立了专门的发行所，推进图书发行事务。在定价上，中华乐社采用低折让利的方式吸引大宗交易的达成。如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北平中华乐社书谱目录上附注的“大批购买优待办法”上即标明，理论著作的最大折扣为七折，教材的最大折扣为六折，优惠力度可谓不低。在宣传上，除了比较常见的报纸之外，中华乐社还利用广播、演奏会等方式进行推广。在本社出版的图书上发布广告信息也是其宣传方式之一，如在《简易钢琴曲集》上刊登了《钢琴独奏曲选》广告及为钢琴、乐谱、乐器、唱片、唱机等的发布做广告，实现了资源利用的最大化。[9]由此，中华乐社建立起一套独特、完整的音乐图书出版发行渠道和体系，不仅有力地保障了音乐类小众图书的销量，扩大了中华乐社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对后期万叶书店、中国口琴乐谱出版社等专业音乐出版社的发行运作也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随着新音乐运动的兴起，音乐界在音乐创作方面要求摆脱传统束缚、借鉴西学探索新音乐形式的呼声愈演愈烈。以西方音乐为参照发展我国音乐文化成为20世纪20年代的重要时代命题。受此影响，这一时期的出版机构在选择音乐类图书编著者时，更倾向于那些学贯中西的音乐学者。而这些编著者也不负所望，对音乐类图书的诸多方面都进行了创新。如王光祈、青主、叶伯和等学者，多有海外求学的经历，不仅深入了解西方音乐，还广泛涉猎历史学、人类学、哲学、心理学、民族学等领域，具备多领域交叉的学科背景和知识储备。他们编写的音乐类图书在内容上往往也具有多领域交叉互补的特点。叶伯和所著《中国音乐史（上卷）》，在详细梳理了中国音乐的历史发展轨迹的基础上，还深入探讨了音乐与民族、宗教、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关系，进一步拓展了对中国音乐的研究深度和广度。而王光祈主编的《欧洲音乐进化论》，对音乐与文化、音乐与社会、音乐与情感等的关系都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图书突破了单一学科的限制，将音乐与其他学科进行深度交叉和互补，不但为音乐学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和更独特的思考，还在跨学科交流方面开创了先河。此外，吴梦非所著的《和声学大纲》以德国夏大松、李喜脱二氏的学说为基础，赵景深的《小朋友歌舞曲》取材于安徒生名作《野天鹅》等，这些都体现了西方音乐文化在这一时期对中国音乐类图书出版的浸润。这种中西交融的趋势，亦表现在音乐类图书的内容上。如青主《乐话》以日记体畅谈音乐理论，李树化《树化歌曲集》歌词采用中英文对照的形式，《风琴小调指南》则采用中西合谱的方式。这些创新实践不仅增加了图书的表现力和吸引力，且充分体现了对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的兼容。“不特可以促吾国音乐之改进，亦将有新发见之材料与理致，以供世界音乐之采取。”[10]此后经年，秉持着这种创新理念，音乐类图书在中西合璧的道路上不断发展。
20世纪20年代，丛书的盛行成为民营出版社音乐读物出版的一大特征。丛书以小册子的形式分辑出版音乐著作，每册内容固定、定价低廉，具有强烈的大众化倾向。这种出版模式极大地降低了读者的入门门槛，使音乐知识得以传播至广大非专业群体。统一的装帧风格与编序也提高了音乐丛书的品牌识别度，便于读者选择。此外，丛书常根据音乐理论、乐器等主题分类编辑，使音乐知识呈现系统面貌。在当时音乐理论著作匮乏的大背景下，丛书的盛行对音乐文化知识的传播与普及产生了深远影